（轉載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大約在二十年前吾人親臨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參訪，一進大門至主樓的近半百公尺路旁兩邊貼滿有關「研究台灣與大陸統一」之標語，進入簡報室亦是如此，參訪結束出來我告訴同行友人「這不是台灣研究所、這是中國統一研究所」，從這些兩旁標語就可知其界定研究之範圍在「中國統一」之主題上，無法對台灣各種問題做客觀之研究；最近又發生台灣很多大學院校與中國簽訂「一中原則」的講學方針－即在課堂上不得講授「台獨」內涵；吾人相信這是大陸一些蛋頭學者或低階黨工人員亂搞出來的名堂，應不會是中央對台學術交流之政策，否則現今的中共就差其創黨元老先賢太多了，甚至比民國初年的軍閥還不如、真的遜斃了。

昨天是國民黨逃台權貴雷震逝世37週年紀念日，吾人特撰寫紀念文章發表於本專欄以紀念他拋棄垂手可得的榮華富貴為台灣人民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而觸怒蔣介石大軍閥而下黑牢蹲苦牢十年，並呼籲現在正在享受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台灣人民一定要永遠記住這位「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青天」（毛澤東詩句）的偉大民主自由鬥士暨「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先生。

中國由於二千多年專制帝制與一千多年科舉掄才授官制度影響使言論傾向「考試」狹小市場範圍內發展，甚至讓文武官僚不敢暢所欲言、唯恐言多必失觸犯龍顏而失掉榮華富貴；直到前清秀才蔡元培受軍閥段祺瑞國務總理之命於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才開始革新北大校務、開學術自由研究與教學之風氣，他容納各種不同學說於北大講學，如中國共產主義之先驅李大釗、中國共產黨創辦人陳獨秀、自由主義學者魯迅、保皇黨的辜鴻銘等激進派、左派、右派、保守派集聚在北大校園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是中國開自由學術講學風氣之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蔣介石更任命蔡元培為「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院長負責主導全國各大學及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之體制建構，他利用這些最高學術殿堂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與民權、女權思想。

蔡元培主張的「思想開放、兼容並包」的自由學風使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與重鎮，也讓中國共產黨藉著「五四運動」而展翅起飛，當時中共中央局委員長（相當於黨主席）陳獨秀和秘書長毛澤東於1924年4月19日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黨組織及相關團體重視五四運動之影響並宣揚馬克斯思想與共產主義，所以蔡元培校長主張的自由學風也間接庇蔭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成長。

另一位於1946年7月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也是對學術自由極力維護的大學者，他從新文化運動到新文學運動到白話文運動都是在「學術自由」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時深受其「學術自由」之影響而回湖南創辦「湖南自修大學」，他也把白話文運動帶回鄉土草根性較濃的湖南，讓湖南基層農工人民能輕易從白話文中了解共產主義之精義，這也是胡適之對中國共產黨農工革命之偉大貢獻；所以由此可見從北大傳出的學術自由講學風氣受惠最大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因為若無這些自由學風很可能就無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若無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及白話文運動則陳獨秀、毛澤東等中共先進先賢還要用文言文的「之乎也者」講述共產主義與馬克斯思想，那些中國農工大眾恐怕也是有聽沒有懂，那共產主義的宣傳就只能雞同鴨講、野火碰到大雨就難以興旺了。

誠然，自由的言論較易助長知識的傳遞、自由的學風較易助長新知的發展與啟迪，所以從台灣言論自由化以後許多新思想新創意新玩意紛紛出來，台灣文化也發展出多元化與多角化，讓台灣知識界展現一股欣欣向榮的榮景，這是台灣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帶來的社會發展紅利，但這些自由不是從天而降的，這是很多先聖先賢用生命和血汗與自由的代價掙來的，這除了前面所述的雷震用拋棄垂手可得的榮華富貴與十年黑牢和蔣幫政權抗爭搏鬥之外還有鄭南榕為爭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自焚身亡來抗拒國民黨侵犯言論自由的暴行；另外像李敖大師也以文字嚴厲抨擊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暴政而多次進出國民黨文字獄黑牢為代價，「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青天」；如今台灣已是完全言論自由的國度－自由到一些反動派人士所濫用的地步。故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博士（蔣經國庶子）甚至還邀請常為罵他爺爺蔣介石而坐牢的李敖大師到東吳大學開課傳道授業解惑，最近蔣孝勇的長子蔣友柏還對破壞他曾祖父銅像的事發表談話說「一個人不應該在剛死就立銅像，應該在死後四五十年後再覺得該立才立」，他不怪破壞他曾祖父銅像的人而怪立銅像的人（就是他爺爺的嘍囉們），這就是「我愛爺爺更愛真理」的言論自由，蔣友柏這種客觀言論是會受到正派台灣人民之肯定的；這就是台灣式的言論自由。

中共受言論自由之庇蔭甚多、理應更重視肯定言論自由，而學術講學之自由是言論自由很重要之部份，中共當局更應予以尊重才是。（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